世界上最大的5G网络
2019年,中国工信部向运营商发放5G牌照,开启了5G商用元年的序幕。同年,三大运营商官宣5G套餐资费,中国5G商用进程全面开启。
当时就有外媒指出,这标志着中国在成为科技超级大国之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英国广播公司(BBC)更是直接以“中国推出‘世界上最大的5G网络’”为题报道了中国5G发展情况。
5G牌照发放后,中国5G网络建设驶入“快车道”,中国加速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这年7月,摩纳哥成为全球首个全境覆盖5G网络的国家。在此过程中,中国公司成为摩纳哥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之一。
而此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世界看到了中国5G布局的前瞻性。
2020年,路透社报道指出,“疫情期间网络负荷爆满,中国经受住了这一考验,网络适度超前建设显然功不可没。这也让大家尝到了5G网络的甜头。”
香港《南华早报》文章认为,疫情暴发后大量用户需要更快的网络连接和低延迟来支持多种应用,比如直播和远程会议,中国5G移动服务行业的长期发展将得到加速。
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移动宽带用户使用移动宽带网络访问互联网时的综合平均下载速率已达到59.34Mbit/s。而这一数据在2017年还不足20Mbit/s。
来之不易的5G引领
这片数字生活的“新天地”,是中国人闯出来的。
曾几何时,中国移动通信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落于人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动通信每10年就会出现新一代革命性技术。但起步的1G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
有报道对5G之前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做过这样的梳理:1987年,中国正式进入1G时代,“大哥大”的造型深入人心,但核心技术和标准被外企牢牢掌握;1994年,2G在中国落地,发送短信成为可能,手机也越来越平民化;2009年,工信部发放3G牌照,更高的带宽和更稳定的传输速度让移动互联走入现实,国产手机顺势而起;2013年,4G牌照如期而至,中国自主研发的TD-LTE标准得到了广泛使用,催生了移动支付、短视频等全新业态。
从“3G突破”“4G同步”到“5G引领”,这十年,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终于完成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历程。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占比达到38.2%,5G行业应用案例已累计超过2万个。
在当下的中国,5G正与万物互联:5G+工业互联网、5G+教育、5G+医疗、5G+农业、5G+交通运输、5G+能源、5G+VR、5G+AI……
国外网友艳羡的5G生活
5G技术在中国覆盖范围之大,也令国外网友艳羡不已。
2019年,在YouTube平台,一则视频“云南偏远少数民族脱贫”(Remote ethnic group rises above poverty in Yunnan, China)获得好评如潮。其中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独龙族生活的今昔对比。
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云南独龙江乡,深处峡谷,自然条件恶劣。新中国成立初期,独龙族“一步跨千年”,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世界步入数字时代,独龙族还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吗?
不少网友在视频中发现,这么偏远的村庄居然有5G,很多人表达了羡慕之情。
2019年至今,以5G技术填平“数字鸿沟”的努力一直在持续。今年7月,独龙江乡6个行政村实现5G网络全覆盖。电商、直播带货这些数字时代的产物,正逐渐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三农”领域的博主,在中国越来越多。
这有赖于十年来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5G基站开通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全球第一。截至7月底,全国建成开通5G基站196.8万个,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96%的乡镇镇区实现5G网络覆盖,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75亿户,比2021年末净增1.2亿户。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巨变——雕塑作品展”中,一件名为《5G时代》的雕塑记录了当代中国乡村数字生活的具体瞬间——两位老人开心地坐在村头的石磙上,高高举起手机,与远在他乡的亲人视频通话。
当然,被一起定格在雕塑中的,还有这个时代独有的中国5G印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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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网信彩票地图 |